我本青山:司马迁以笔招魂
陈缃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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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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缃眠案:写完这篇文章,是在三个月前。屈原以诗歌招魂,司马迁以《史记》招魂。十个青春派作家,也比不得一个司马迁。他们所站的高度,所思的人间,本就不是一回事。不信,请看:




黄河从青海玛多流到陕西韩城,已成千里长泻的气势。涓涓细流在丛山原野不断汇合,合成一股奔腾的蛮劲,浊浪激喧,天地惊诧。司马迁早早地感受过黄河的力量,他对这片土地曾经的故事强烈的好奇,好奇而有豪气。

纷乱贲张的时代已经过去,平复心跳的时代刚刚结束。刘邦坐定江山,低头凝视刚刚晾干的泥泞裤腿,心中震荡。这个天下得之容易,数年工夫就从万人之下晋升万人之上,虽有项羽扯腿,也算摧枯拉朽。一个普通人身份这样被拎起,如在云中,惴惴不安。于是,汉室数代都进入反思状态。政治家迈过乌江,看见秦始皇的面孔,学者钩沉到春秋战国,意图寻找更有裨益的解释。

作为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在案牍之余写出了《论六家要旨》,这是第一篇汉代学者系统研究诸子的论文。虽崇黄老之学,但著史的基本视野已具,至今研究诸子的人,也不忘读一读司马谈的论文。

司马谈对这个儿子十分看重,他想让司马迁承担更大的使命。临终前,颤巍巍地叫来司马迁,话说得很重。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传统,秉笔针砭的记述方式,在白发父亲语重心长的告诫后,司马迁接过了衣钵。春秋的崔杼连杀了几个为史的兄弟,依然改变不了弑君二字,孔子写下《春秋》,乱臣贼子内心也惊恐不安。司马迁感受到先人的光荣,史官的大义。

守丧三年,遂成新一代太史令。

其实不容易,他求索的年代太久,从传说一直到汉武帝,将近三千年。想干一件大事,对得起“史”这个字的全部意义,使命感远远不够。一棵树的生长始于根本,使命感过于抽象,司马迁如果仅仅凭这时的使命感,很容易在后期枯萎。使命感有时会脱轨,一辆疾驰的列车瞬间失去规制,遭殃的必然是乘坐这辆史籍的所有乘客。

东倒西歪的树林,参差不齐的田地,缺乏统纳的结构。一种毫无方圆的追寻,因为贫瘠的使命感迷路,因为莽撞的使命感淋血。



司马迁锻炼着格局,格局隐源来自父亲,显源来自时代。

这是雄的台榭,英雄、枭雄,在时代气氛中各显所能。窦婴、董仲舒、主父偃、公孙弘、李广、卫青、霍去病、李广利、桑弘羊,这样随意列举的名字还有很多。当然,组织裁断者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南平闽越,北战匈奴,西辟大漠,中修法度,他一生都在致力于统和战,经天纬地的社会运作,名垂华夏。张骞的足迹很远,远到后来用一根曲线在世界地图中,穿越参天大漠,跨过中亚的土地连接到罗马。汉武帝博大的远望,把这个被匈奴扣留数年的人封为博望侯。何惧风沙,心系天涯。他张望更广的政治版图,想用更杰出的政治策略对抗古今之变。剽悍的战马从大宛来了,如血的汗水腾跃在西北大漠。

太学建立了,太初历颁发了,无数纳入秩序的策略推广了。奔腾的气势像极了黄河险浪,会有浑浊,但不妨英雄在时代中抖擞精神,驰骋千年,以至于再伟大的唐朝,也会在文化中仰望汉武帝开拓的时代。

司马迁见过许多赫赫身影,董仲舒的大气,孔安国的博学,就连李广的容貌也要说道一番。在董仲舒的大一统构想中,在汉武帝经内略外影响下,他的格局诞生了。

这种格局,力要包揽宇内,统筹在一种历史观念中,从残缺的浪漫缓缓走进幽深的映照。不同的组织汇编成一个庞大的整体,悉数旧故,不溺漩潭。历史因他而通达,时代在流变中熨成一道可感可见的印痕,顺着这条痕迹我们清晰事理如何形成和赴约,历史生态的奇妙幻象如何破碎和产生。

这种大气,构成了《史记》的一半。他不拘泥于小事,不耗费于大事,他的目标在创作上极为彰明。统一架构很难,但凭他的心力,时代的心力,结果做到了。一部英雄气势的史诗,镇压时代。

这种气势,很容易空泛失实。扬雄、司马相如都是大赋好手,但又有几个人把他们作品列入一等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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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真实的史料,他行走在密密麻麻的市井山野。

第一次在二十岁,后几次是在作了郎中以后。

会骑马吗?会坐船吗?会骑牛吗?会坐车吗?不知道。

他从长安出发,去了百年前屈原沉入的汨罗江,去了楚国的文化故地九嶷山。突然想起,司马迁和屈原是一个老祖宗,屈原《离骚》第一句就说到了高阳这个名字,他是五帝之一的颛顼。这样的拜访,不仅是历史的追问,也是文化身份的追认。

顺江东下,在绍兴探禹穴。如今,铜铁铸成的大禹,在会稽山峰俯瞰西北,眼神穿过西湖,穿过长江,直抵黄河边上。这位西汉的大禹,也登过会稽山如此眺视吧,眺视家乡,看见了大禹开凿龙门的情景。

北上,去了齐鲁大地。他在这片土地上,参拜了孔子,在儒家养育的土地上体验了一把古代乡射。他感受的是高山仰止,百废俱兴后,礼乐畅达,弦歌不绝。孟尝君是战国君子之首,然而后来薛地成了恶霸地痞的汹汹之所。

至于楚汉之间,争斗的贫困疮痍令他久久难安。后来,元人张养浩拾到他的感觉,写下了兴衰一曲《山坡羊》。

后来的几次考察,主要集中在汉代边陲,现在的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内蒙古、宁夏、甘肃、云南等地。但这些地区的探访,足以使司马迁在路途中思考汉武帝对外举措的适当与否。

我们知道的是,他在这些旅途中,寻找着历史的真实状态,文化演变的过程,文明价值的仰望,从而,也构建了体验状态后的世界观。这种观念不同父亲的《论六家要旨》,他从一堆竹书中,迈向了历史的真实传承。

这样,文化的鲜活与衰竭,得到更生动的解剖。在无数人物的漫长讲述中,历史溪流开始汇合,最终江河浩瀚,滚滚磅礴东流成海。

还缺少一样东西,还少一样。


这是件最重要的东西,它可以让历史不再成为群体概念,可以让历史的群体更为生意,“历史”二字拥有厚重丰盈的伟大,任何人再摸索文化,都会想到扎根结底的生命力。

古代有种哲学观点,叫泰极否来,九九为极阳之数,事物的变化将要急转直下。如果用现在的公元纪年法来看,那一年充满冥冥天意。

公元前99年,这种生命力从北方的大漠中呼啸而来,以极其耻辱的方式被司马迁感知。

那一年,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五千士兵,对抗匈奴十余万众,绝境中斩杀匈奴数万人,后来因为部下泄兵力机密而被匈奴全力围攻,最后被俘而降。

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推测李陵必然伺机还朝,又暗示了武帝最宠的李夫人之兄李广利的主力队伍不起主力作用。

武帝大为恼火,遂处死刑,司马迁下狱。

这时的武帝仍在观望李陵的动向,是否如司马迁这位太史令分析。传回消息,李陵这家伙比他祖父李广差得太远,竟在操练匈奴士兵。于是下令,处死李陵全家,司马迁也要跟着死。

当时死刑,可以用两种方式免除,一是用钱来赎罪,二是腐刑。

武帝后期为开辟西北,国库所剩不足以支撑军旅费用,政策调整为可用钱卖官买爵,死刑也可用钱来赎身。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载了一些人“将领——死刑犯——庶人”三种身份更迭的固定过程,可见武帝开辟用极,军事至上的作风。在这种结构中,将领的封赏及俸禄比文官更吃香。

一个小小的太史令,拿不出许多钱,只剩下两条路:死,或者接受宫刑。

那些夜晚,对司马迁和李陵来说都太难熬了。一个在牢狱中,一个在大漠中,共着抖动的寒星,各有悲恸。

司马迁想到了死,死可以一了百了,但对这数十年的行走,对历史先祖的告诫,对文化给予的感召力,不忍废弃。在那些行走的山水间,他听见过各种各样的声音,他看见过形形色色的身影。那些声色,都成了心里的包裹,等待用刀笔拆开晾晒。颛顼、孔子、伍子胥、范雎、韩信、李广纷纷飘过眼前,他需要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选择极其羞辱的宫刑。

从刑台下来后,他变了。

那段时间,他不像是人,他的气息被风雪覆压得游丝苟延。不男不女,不臣不奴,史官的高冠被蛮力一掠,才清楚文化烛火如此微弱。他不再意气昂扬,不再针砭利弊,不再轻飘飘地述说历史。

汉武帝这时才知,那个操练士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有其人。荒唐!司马迁感到的是天大的滑稽,一种愈加强烈愤恨的羞耻,愧对先人,愧对亲朋。亲朋唯恐避之不及,何况这个统一框架下的舆论?

在《报任安书》里,有几句话特别伤心: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看到这样的言语,如何不让人涕下!任安是谁?是你,是我。

他的性别很奇怪,他的身份也很奇怪,这两种奇怪使他多了政治与权谋的质疑,生死已不畏惧,不再纠缠名利功勋,不再看重世俗所趋,那和存在的价值无关。他存在的意义,完全和《太史公书》连在一起。

从此,司马迁拿掉性别,拿掉身份,拿掉了所有与人生状态无关的营苟。所有的着眼点,沉甸甸地落在一个字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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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这一步,完成得太过耻辱。

这一步,也使他从史官完成了向巨人的转变,从局限的环境完成了历史泰山的攀登。

可以看到,《史记》没有几个成功者,因为这些失败者的意义更为重要。他在历史中关照了更多人的际遇,在悲欢叠交中冷暖皆知,愤愤不平,支颐扪心,废书而叹:

于是吴起为将有卒母之哭,听闻吴起吮子之疮,悲恸一家将绝,历史下多重身份的思考展现于二百字中,让我们冥思何谓历史。——《吴起列传》

于是赵襄子之姊用簪子扎进自己的脖子,以个人了断的方式裁定这个弟弟灭夫之国的冷血,后来这个人还会割下智伯的头颅作酒器。——《赵世家》《刺客列传》

于是刘邦频繁对胆战心惊的萧何感到“大悦”、“大喜”,情商的阴谋在历史中常常用于自家兄弟,政治的猥琐性在其中浮沉。——《萧相国世家》

于是晁错之父急急从颍川赶来,平常百姓的眼光分析利害,用父亲的身份哀鸣晁氏将亡。饮药而亡,展示政治中忠孝的无奈和困局。——《袁盎晁错列传》

……

司马迁的伟大,和他的历史事实没有太大关系。尽管他游走在山河之中收集了无数材料,但我们更在他的传记之中寻找到历史的价值,个人的参照。那些隐隐的侧面将一个人的成败昭然若揭,司马迁仍然会对他们报以怜悯和感叹。

因为某处似曾相识的关联,我们认识到局限在曾经的环境中。这种将个人作为主题讲述,告别了《春秋》、《国语》大环境下的群体探索。人的存在作为主题,把我们代入了可观瞻的情节,可依循的时代。每个人的时代坐标清晰可见,控制与束缚,独厚与悲凉,串入大时代的背景,每个人的呼吸声都是个人的律动,社会的缩影,在历史中或平静或喘息。无数个缩影汇集成相似的合唱,形成了历史的文化气象,民族的精神家谱。

关怀个人意识并书写规模化,是司马迁留给中国史籍的一大精神屏障,尽管他并不拿这部作品比肩《春秋》。他写恼了汉武帝,汉武帝对史官传统也不敢太违拗,企图用宫刑的手段令这样的史家转变笔锋,但司马迁已在历史研究中获得人格积淀,它从神话时期开始,接通了近三千年的伟岸。最终,暗室三年的寒冷,却温暖了代代哆嗦的魂魄。

《史记》写成,一时冠上“谤书”恶名,无人动读。但是,即便它被这样指指点点,即便它有的章节缺席了,但不妨碍这样的书成为二十四史之首之源。它以真实而细腻的关照,动容着史学史、文学史、文化史。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宏阔中,这条线慢慢成型,史学巨人的身影在瑟风中孑然傲立。“文章西汉两司马”是谁提的!那个小文人怎能和大丈夫并论?

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从此也没了消息,众说纷纭。他所斥责的汉武帝,也在当初下狱十年后颁布了《轮台罪己诏》,其中有句: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登基五年前,希腊并入罗马共和国,欧洲文明的摇篮更换了政治身份。希腊文化在播散,中国文化在总结,汉武帝在内乱最紧要的关头踩住了刹车。这时,不知有没有想到司马迁?

一个是政治的探索者,一个是历史的总结者。武帝囚禁了他的过去,他囊括了天下未来。史述完成了,大汉雄风也结束了。

《汉武大帝》中有一首葛根塔娜作词的插曲,有两句是这样的:

当时你给我一个笑脸,让我心跳一辈子,使我的目光永远融进了你的背影。
你是古代历史的开拓者,我是感喟的现代人。我不止是我,你也不止是你。集体记忆,使得《史记》、大汉的背影深入中国人的目光。即便在灯火幽幽的惨淡中,只要想到那些刻镂悲喜的身影,就会涌出一股坚毅的暖流,哭着,笑着。

五百年斯文所寄,舍取于泰山鸿毛。这座青山焐化历史坚冰,湿润了所有人的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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