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念过的泛读教材，如今唯一留下印象的，是讲苏格拉底凛然赴死故事的课文。后来拜望董乐山先生，借阅他译的牛津版《苏格拉底的审判》，更感受到那慷慨就义场面的动人。 

他在译序中写道： 

后人心目中的苏格拉底的哲人形象大部分是柏拉图所创造出来的。

直到今天，我们无法知晓，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有多少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有多少是柏拉图妙笔生花的结果。……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把抽象的形而上学写成戏剧性的对话的哲学家。……他记述苏格拉底受审和处死经过的四部对话录都可以作为悲剧作品而流传下来，它们的文学价值不下于哲学价值。凡是读到《斐多篇》中苏格拉底心平气和地向他的弟子们告别时的人，很难不掉眼泪的。 

但无论那篇英语课文，还是董先生的介绍，都无法让人直接感悟那奇特的告别场景。然而，日前意外得手的杨绛先生新译《斐多》，却把那幕揪人心肺的情景再现出来，叫人油然而生如临其境的幻觉。 

柏拉图这个作品，又名《谈灵魂》，译成中文不足6万字。杨先生译文前面，有波恩大学莫芝宜佳教授所作序言，称此书“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以及饮鸠致死的过程。在西方文化中，论影响的深远，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能与《斐多》相比。因信念而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

她还说，“在《斐多》中，苏格拉底予人的印象最为活泼而深刻。如果他要苟且偷生，大可以逃往其他城邦，或答应从此保持缄默，不再在雅典街头与人论道。但他不肯背叛他的信念。即在今日，他在就义前从容不惧，与门徒侃侃论道的情景，仍然令人惊叹向往。”

这位教授的称许并不过分，因为这部一口气可以连读两遍的小册子，叙写的内容确实给人异样的感觉。你在压抑中读罢长叹，同时会获得一种淋漓尽致的解脱。这书通过苏格拉底弟子斐多同弗里乌斯人伊奇的交谈，重述苏格拉底与门徒探讨的哲学研究终极问题。

类似“到底为什么自杀是不容许的。”“我们认为人世间有死这回事吗？”“我们再说说怎样去寻求真纯的知识吧。”和“绝对的美，绝对的善，有没有？”这样的提问，几乎贯穿了整个对话。不过，斐多回忆老师侃侃而谈的细节，并不枯燥乏味。相反，阅读很多语重心长的训诲，你会萌生一种错觉，幻想苏格拉底面对的并不是他的一伙朋友，而仿佛是整个人世间的芸芸众生。 

他的话说得委实太高妙了： 

再加肉体使我们充满了热情、欲望、怕惧、各种胡思乱想和愚昧，就像人家说的，叫我们连思想的功夫都没有了。冲突呀，分帮结派呀，战争呀，根源在哪里？不都是出于肉体和肉体的贪欲吗？为了赚钱，引发了战争；为了肉体的享用，又不得不挣钱。我们都成了这类事情的奴隶了。因此我们没有时间研究哲学了。还有最糟糕的呢。我们偶然有点时间来研究哲学，肉体就吵吵闹闹地打扰我们思考，阻碍我们见到真理。这都说明一个道理：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我们得甩掉肉体，全靠灵活用心眼儿去观看。所以这番论证可以说明，我们要求的智慧，我们声称热爱的智慧，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是得不到的，要等死了才可能得到。

如此通俗又别有韵味的译文，不管谁读都会得到享受。正如杨绛在后记中所言，“我是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而力求通达流畅。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者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所以，读者需要感谢杨先生的劳绩。 

杨绛先生的译作不多，但差不多所有译文，都是她坚持自己惯有的翻译风格和准则的产物。记得《傅译传记五种》出版时，选她的文章作代序，其中谈到一种设想：“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诘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杂忆与杂写》）十数年后，她译《斐多》，再次实践了这个创新。

她在前言中说：“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意译，一般只能音译。一个名字往往需用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

这种无人不敬佩的严谨译文做法，让我想起《回忆苏格拉底》译者的相近追求：“这些译本中相关部分常常出现差异，显然这与这几位译者对于原文理解的出入有关，也有是由于他们所依据的原文版本不同而产生的歧异，对此，我在如何取舍上，都择要在脚注中加以说明。“　

很早前就听说，杨先生在翻译一部难度很大的古典著作，但对书名和内容一无所知。不久前，朋友陪同金圣华女士前往探望先生回来，告知所译乃是柏拉图的《斐多》。我当时闻之倍感怅然，因为斐多描绘宗师的辞别场面，胸怀充满悲喜交集的心情；而杨先生译此书前，也刚刚送走两位最亲近的家人。我们不得不钦佩这位耄耋老人的镇定自若。 

（作者：赵武平，来源：中华读书报）

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