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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蒙蔽了爱？
2017-09-16 20:00:00
今日领读要点:我们大多数的人使用的语言倾向于评判、比较、命令和指责，而不是鼓励我们倾听彼此的感受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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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沟通提醒我们专注于彼此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它鼓励倾听，培育尊重和爱，使我们情意相通，乐于互助。
下面开始今天的共读：是什么蒙蔽了爱。
本次推荐阅读时间为20分钟左右，覆盖原书的第15页到第23 页。
是什么使我们难以体会到心中的爱？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发现某些语言和表达方式的负面影响。它们虽然致力于满足某种愿望，却倾向于忽视人的感受和需要，以致彼此的疏远和伤害。这些语言和表达方式，我称为“异化的沟通方式”。
道德评判是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那他就被看作是不道德的或邪恶的。例如：“你的毛病是你太自私了。”“他对人有成见。”“这是不恰当的。”批评、指责、辱骂、归类、比较以及评论等都是在评判人。
苏菲派诗人鲁米写道：“在道德与不道德的区分之外，有片田野。我将在那里见你。”然而，语言使我们陷于是非之中。它擅长将人分类，把人看作好人或坏人，正常或不正常，负责任或不负责任，聪明或愚蠢，等等。
我从小就学着以貌似客观的语言表达自己。一旦遇到不喜欢的人或不理解的事，就会想别人有什么不对。如果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不想做，那他就“太过分了”。如果有人开车横冲到我前面，那他就是“混蛋”。同样的，要是达不到自己的期待，我也会觉得自己有毛病。我一心分析和确定错误的性质，而忽视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因此，如果女友想多一些体贴，那她就“太粘人了”。可是，如果我想多一些体贴，那她“冷漠得像个木头”。如果同事更关心细节，他就是“有强迫症”。反之，如果我更在乎细节，他就是“粗心大意”。
对他人的评价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的需要和价值观。 我相信，诸如此类的评论暗含着我们的价值观及需要。不幸的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主张，很可能会招来敌意，使我们的愿望更难得到满足。即使他们接受批评，作出让步，通常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他们出于恐惧或内疚来迎合我们，或迟或早，我们将会发现对方不再那么友好。当然，他们也付出了代价。屈服于外部或内部的压力，很可能使他们心怀怨恨，并厌恶自己。
比较也是评判的一种形式。在《让自己过上悲惨生活》一书中，作者丹·格林伯格(Dan Greenberg)诙谐地揭示了比较对我们的影响。他建议读者，如果真的想过上悲惨生活，就去与他人做比较。他给初学者介绍了几个练习。第一个练习是，根据当代媒体的标准，展示完美男人或完美女人真人尺寸的全身照。他建议读者先量好自己的身体尺寸，然后与照片上的美女或帅哥的尺寸做比较，并用心体会差别。
这个练习实现了它的承诺：在比较时，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活得很惨。此时，我们的心情极为低落。可是，翻到下一页，我们发现，第一个练习仅是热身运动。既然形体美不是特别重要，格林伯格现在请我们比较要紧的事情：成就。他从电话簿中随机挑出几个人让读者进行比较。他声称他看到的第一个名字是大音乐家莫扎特。格林伯格列出莫扎特能说的语言以及他在少年时期的主要作品。他接着建议读者想想他们现在的成就，然后和莫扎特十二岁时的成就做比较，并用心体会差别。
我们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动负有责任。可是，人们广泛使用“不得不”这一短语。例如：“不管你是否喜欢，有些事你不得不做。”显然，这种表达方式淡化了个人责任。“你让我”是人们常用的另一短语，例如：“你让我伤透了心。”此时，我们的表达方式忽视了我们情感的内在根源。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纪录了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的过程。据她的记载，艾希曼及其同事借助“Amtssprache”回避责任。“Amtssprache”大意是“办公室语言”或“行政命令”。例如，如果问他为什么采取了某种行动，他也许会说：“我不得不做。”如果追问为什么“不得不做”，他就会答道，“长官命令”、“公司政策”或“法律规定”。
有一次，在与家长和老师讨论回避责任所带来的危险时，一位女士气愤地说：“但有些事，你确实不得不做，不管你是否喜欢！我认为，告诉孩子有些事他们也不得不做，并没有什么不对。”于是，我请她举例说明什么事她“不得不”做，她有点不屑地回答：“这太容易了！今晚离开这里后，我不得不做饭。我讨厌做饭！我早就受够了！但二十年来，每天我都不得不做饭。即使有时累得像一条狗。因为这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告诉她，听到她长期做自己讨厌的事情，我很难过。我希望非暴力沟通能帮她找到解决办法。
很快，她从学习中找到了灵感。研讨班一结束，她就告诉家人，她不想再做饭。三个星期后，她的两个儿子参加了一个研讨班，这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他们怎么看母亲的决定。大儿子叹道：“马歇尔，我刚和自己说，‘感谢上帝！’”看到我困惑的表情，他解释说：“也许她终于可以不在吃饭时发牢骚了！”
我们可以用负责任的语言代替回避责任的语言。 还有一次，我为一个学区的老师提供咨询服务。一位老师说道：“我讨厌评级。这样做不仅没用，而且学生会很紧张。但我不得不评级。因为这是学区政策。”此前，我们刚刚练习如何以负责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我建议这位老师用以下的方式来表达：“我选择评级。因为我想……”。她脱口而出：“我选择评级。因为我想保住工作。”她赶紧补充了一句：“我不喜欢这样说。这让我觉得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回答说：“这正是我建议你这样表达的原因。”
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往往暗含着威胁：如果不配合，他们就会受到惩罚。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是强者常用的手段。
我们无法强迫他人按我们的期待生活。 许多人相信，作为父母、师长或经理，我们的职责就是改变他人并让他们循规蹈矩。我也曾以为，作为父亲，我的职责就是管教孩子。可是，我发现，我可以提出各种要求，但无法强迫孩子们按我的期待生活。盛气凌人并无济于事。是的，我可以通过惩罚来教训他们，但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他们迟早也会想出办法来对付我。
异化的沟通方式还与一个想法有关：有些行为值得奖励，而另一些行为必须受罚。这种想法通过“应当”这个词得到了体现，例如“他应当为他所做的事情受到惩罚”。这种想法认为有些人是“坏人”，应该通过惩罚让他们感到后悔并重新做人。然而，我相信，如果一个人选择新的生活，是为了追求幸福，而非为了逃避惩罚，那他的行为就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我们大多数的人使用的语言倾向于评判、比较、命令和指责，而不是鼓励我们倾听彼此的感受和需要。我相信，异化的沟通方式的基础是性恶论。长期以来，我们强调人性本恶以及通过教育来控制天性。这导致了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常常心存疑虑，以致不愿去体会自己的内心世界。
完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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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播：朱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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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沟通
作者:(美)马歇尔·卢森堡|译者:阮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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