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企图突出重围，从内心的战场逃走，以为这样就可以弥补裂痕，可结果却让自己陷入更加难堪的境地。这一平衡岌岌可危，很容易被打破，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来维持平衡。患者四处搬救兵，如盲区、区隔化、合理化、超限自控、绝对正确、左右摇摆和玩世不恭等。这些救兵全都是些无意识的方法。

人们经常十分困惑，为什么我们自己看不到理想化形象与真实形象之间的鸿沟呢？实际上，我们非但看不到这条鸿沟，连目前所面对的冲突也一概无视。

例如，有一位顺从型患者，他具备了顺从型人格的所有特征，而他自己也坚信自己是个善良的人，可是有一次他无意中跟我说，在某次员工会议上他很想找把枪将自己的同事们一个个击毙。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杀人念头在当时来说是无意识的，很多类似的破坏性渴望同样如此，但关键之处在于，他认为是开玩笑的杀人想法，绝对不会玷污他那圣徒般的理想化形象。

再一个例子，一位男子自认为他很率真善良，于是坦言，他曾经把从一个女孩子那里索要来的钱财交给了另一个女孩子。他同样意识不到这是多么矛盾。

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得明明白白，盲区作用能够让患者意识不到自己的内在冲突。想要解释这些现象，仅靠“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对我们不关心的东西置之不理”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补充一句话：我们对做某件事的渴望程度，决定了我们对这件事的无视程度。

其实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明白：这一类基于非客观原因而产生的盲区，只是意味着我们很不愿意看到内在的矛盾。

我们经常会以推理的方式，强化他的主要倾向，而其他任何可能与主要倾向起冲突的因素，都被削弱或者伪装，这样冲突就被隐藏了。以推理的方式进行自我欺骗，称之为合理化。人们对合理化的普遍认知是，它主要的用途是为自己辩护，或者为了迎合大家的普遍观念，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和动机。

我们不妨看看顺从型和对抗型人格，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作用。顺从型的人笃信自己是出于同情心而渴望帮助别人，但他实际上有强烈的支配倾向。假如支配倾向过于明显，他就将其合理化为乐于助人。再看对抗型，对抗型的人一定会否认他是出于同情心而帮助别人，他会把自己对他人的帮助行为合理化为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能够同时消除外部干扰和内心忧虑的手段，就是绝对正确，它具有双重功能。冲突得不到缓解，患者必然会陷入怀疑和犹豫，当它们严重到一定程度，甚至可以令患者失去一切行动能力，而只能听从外部因素的支配。犹豫不单指某种行为过程，自我怀疑也是犹豫的一种表现，如怀疑自己的价值和权力。

所有的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可以破坏我们的生活能力。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无法容忍它们。有的人看待生活，就像看待一场冷酷的战争，他会把怀疑视为缺陷，而且是一种致命缺陷。尽管他疏离他人，坚守孤城，可是他很容易因为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愤怒。

绝对正确，简直是患者解决冲突的一把万能钥匙，他可以毫无根据地断言自己永远正确。这一类患者一定非常厌恶分析，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接受分析，就意味着他内心的和谐遭到了威胁。尽管这种和谐其实是一种死寂。通过合理化，这类患者将情感视为藏在内心世界的奸细，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它。

与绝对正确截然相反的一种防御策略是左右摇摆，它的作用和拒绝承认冲突异曲同工。有这种表现的患者只要感受到压力，就会像泥鳅一样溜到一旁，有点像童话故事中的角色。假如伪装成泥鳅依然没有摆脱危险，那么他就会变成一头跑得更快的小鹿。假如还是没有摆脱猎人，危险更近了，他就会变成一只鸟，从而飞走。

这一类人从来不会掷地有声地说确凿无疑的话，他们经常否认刚刚说过的话，要么就是发誓刚才的话绝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有一种奇特的能力，可以将简单的问题变得格外复杂。你简直没可能让他们明确表达对某件事的观点。哪怕偶尔他们真的想表明自己的立场，可是话一出口就兜来兜去，最后，你除了被兜晕外，一无所获。

玩世不恭是最后一种避免意识到冲突的方式，表现为否认和轻蔑道德准则。可以说，任何一种神经症都在一定程度上质疑道德准则，哪怕患者非常刻板地坚持他可以接受的某些准则。有很多原因能促成玩世不恭，但总的来说，任何一种原因都是以否认道德标准的方式而存在，所以这类患者完全不会花心思去搞清楚什么东西值得他相信。

前面所讲的这些防御策略都是围绕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我将这一套防御体系简称为防御结构。尽管各种神经症在作用程度上有所差异，但它们无一不是以组合的方式构成整个防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