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决定再次返乡。我买了一只皮箱，自然是日本造的下等货，只不过，箱子上的金属件闪闪发亮，足以唬住那些乡巴佬。这只皮箱是母亲嘱咐我买的，她特意在信中写了：毕业时买一只新皮箱，把礼品都装在里面带回来。我读到这句话时不由得笑了出来。倒不是我不理解母亲的心情，只是觉得母亲这么吩咐特别滑稽。

三天后，我就乘火车离开东京，回了故乡。这年冬天以来，对于父亲的病情，先生给我讲了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虽然最应该担心的人是我，可不知怎么，我并没有觉得多么痛苦。我反而想象着父亲去世后，母亲怪可怜的。可见在我的心里，一定是觉得父亲已经是要走的人了。在给九州的哥哥的信中，我也说过父亲没有可能恢复到原来的身体了，希望他尽可能安排时间，在今年夏天赶回来见上一面。我还说了不少感伤的话，诸如“二老孤单地在乡下生活，想必有诸多不便吧，我们做儿子的没有尽到孝道”等等。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写了这封信之后的心情，跟写信的时候又有所不同。

我在火车上琢磨着这些内心的矛盾，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个不定性的浅薄之辈，不觉郁闷起来。这时，我又想起了先生夫妇，特别是两三天前请我吃晚饭时的那段对话。

“谁先死呢？”

我重复着那晚在先生和夫人之间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问题都不能自信地做出回答。但是，如果能知道谁先死的话，先生会怎样，夫人又会怎样呢？我想先生也好，夫人也罢，除了现在这样的态度之外，不会有其他可能吧（正如面对父亲在老家等待死亡，我却毫无办法一样）。我把人生看作无常，把人与生俱来、无可奈何的轻薄看作虚无。

回到家后，出乎意料的是，父亲的病情跟上次回来时差不多，没有多大变化。为了庆祝我毕业，父亲和母亲商量着要做红米饭请客。我从回家那天起，就暗暗担忧这个事，所以当即表示反对。

“不用太铺张了吧。”

我很讨厌那些来赴宴的乡下人。全都是些闲得无聊、爱凑热闹的人，来的目的无非是大吃大喝一顿。我从小就对陪着他们吃饭特别发怵，更何况他们是为我而来。于是乎，请客时自己疲于应酬、痛苦不堪的场景，顿时浮现在眼前。可是我又不好对父母直说别请那些粗俗的乡下人来瞎折腾，只好说别太铺张了。

“你总是铺张、铺张的，这算哪门子铺张啊？一辈子不就这么一回吗！请客是理所当然的，你用不着这么顾虑。”母亲似乎把我大学毕业看得跟娶媳妇一般重要。

“虽说也可以不请客，但不请客的话，人家会说闲话呀！”

父亲这样说道。父亲担心人们说三道四，实际上那些人也确实是这样，要是这种场合遂不了他们的心愿，马上就会说闲话的。

“乡下可不比东京，讲究老理儿的。”父亲又说。

“再说，你爸也要面子呀。”母亲又跟着补了一句。

我也无法坚持己见了，心想，还是依着二老，随他们便吧。那天晚上，父亲又恢复了心情，来问我，要是请客，安排在哪一天好。对我这个每天无所事事、闲待在家里的人，父亲还来问我哪天方便，这就等于向我让步了。在慈祥的父亲面前，我自然温顺下来，和父亲商量之后，决定了请客的日期。

在这个空荡荡、静悄悄的老房子里，我解开行李，我拿起笔给几个朋友分别写了寥寥数语的明信片或洋洋洒洒的长信。这些朋友有的留在了东京，有的回遥远的故乡去了。有人回

了信，也有的没有回音。我当然没有忘记先生，关于自己回到故乡后的情况，我用细毛笔写了三页稿纸，寄给了先生。封信口时，我心里怀疑先生是否还在东京。以往，先生和夫人一起出门的时候，会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短发妇人来看家。我曾问先生，她是什么人。先生却反问我：“你看她像什么人呢？”我认为她是先生的亲戚。可先生回答：“我可没有亲戚呀。”先生和故乡的亲戚一向没有书信往来的。原来那位看门的妇人，是和先生没有亲缘关系的夫人的亲戚。我给先生发信时，忽然想起了那个将窄腰带松松地在和服背后打个结的老妇。我猜想，这封信若是在先生夫妇去什么地方避暑之后寄到的话，不知那位短发阿婆有没有把信转寄给先生的那份心思和热心。不过，我这封信也没写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我只觉得寂寞，盼着先生给我回信，却始终没有收到回信。

在那天还没到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明治天皇贵体有恙的通告。这条新闻通过报纸即刻传遍了整个日本，也把一个农家几经周折刚刚决定的毕业庆祝宴会，吹得烟消云散了。

“还是暂时取消的好。”戴着眼镜看报的父亲说道，他似乎在沉思默想着自己的病。

父亲不像去年冬天我回家时那么喜欢下将棋了，棋盘一直放在壁龛的角落里，上面落满了灰尘。

父亲虽然给自己的健康打了包票，可同时又仿佛预感到即将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危险。

“你爸我是真的害怕自己的病好不了啦！我可不是像你妈说的那样，还想活上十年二十年的！”

母亲听了我的传话，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你再跟他下下将棋吧。”

我从壁龛中取出棋盘，拭去上面的尘土。

（编辑：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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